2022年入职体检时，邱林躺在肝脏超声的检查床上，超声探头缓缓滑过腹部，医生告诉他“有轻度脂肪肝”。29岁的他，并未太在意这个从小就在长辈口里经常出现的“小问题”。

邱林是一名广告从业者，平时工作强度大，每晚都是十二点后才睡。虽然意识到脂肪肝可能和自己那段时间“运动量大幅减少，但食量还是很大”有关，他并未按医生建议减肥并调整作息，“感觉没什么影响”。

直到隐形的脂肪肝“具象化”了。“变得容易疲劳，无精打采，一天写个500字都难。”邱林开始觉得这个问题没他以为的那么“小”。

姜涛也是在同一年查出脂肪肝，但他的情况比邱林严重很多。身体不舒服持续一段时间后，他终于决定去医院看看。“才31岁，却查出了2型糖尿病（T2DM），还伴有重度脂肪肝。”一个是终身慢性病，一个有肝硬化风险，同时深陷两种疾病的姜涛顿感“天塌了”。

身为商务销售，姜涛需要经常出差且应酬频繁。“天天喝大酒，三餐不规律，出差在外面也休息不好。”他怀疑脂肪肝五年前就已蛰伏在自己体内，“当时急性胰腺炎可能与脂肪肝导致的甘油三酯高又暴饮暴食有关。”

常常被忽视的脂肪肝正成为我国居民健康的重要隐患，中国患脂肪肝人数已超过2亿，其中，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（MAFLD）已成为我国第一大慢性肝病。中年男性是脂肪肝的主要高危人群之一，随着年龄增长、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变化，当肝脏在无声中持续积累脂肪，一场关乎代谢与共病的危机正悄然蔓延。

流行之困，悄然来袭的脂肪肝

邱林最初对脂肪肝的认知，来自家里的男性长辈，“小时候一直听他们说到脂肪肝”，但是长辈们不重视的态度，让他觉得“脂肪肝好像确实没什么”。

父母做肉制品生意的姜涛，则把自己的脂肪肝归因于“只吃肉”和240斤的体重，“我们家年夜饭，14个菜全是肉，没有一个绿叶菜”。

脂肪肝是脂肪性肝病的简称，是由各种原因，如遗传易感性、环境因素和代谢应激引起的，以肝细胞脂肪变性为基本病理特征的疾病。

肝脏没有痛觉神经，对早期的“小问题”没有明显感觉。患者常常“无知无觉”的脂肪肝，在公众心中形成了“亚健康”“吃出来的富贵病”“胖子才会得”等刻板印象。但这些普遍的认知误区，可能为脂肪肝患者的健康酝酿更大的风险。

去年体检得知自己从轻度脂肪肝发展成中度时，王天航很震惊，30岁出头的他此前身体指标一直非常健康。他坦言，这两年的饮食比较放纵，面对心头好的火锅等重口味食物和含糖饮料，常常禁受不住诱惑。

平时对医疗科普内容的关注，让王天航知道脂肪肝可逆，但“它也可能会导致肝硬化等一些肝脏疾病，所以我得加紧锻炼，不至于让它永久不可逆”。

“如果不及时加以控制和治疗，可能会逐渐进展为肝纤维化、肝硬化，甚至增加肝癌的发病风险。”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中西医结合肝病科主任南月敏教授介绍，“现在脂肪肝发病群体更加广泛”。肝细胞的脂肪变性也“不分绝对胖瘦”，20%的脂肪肝患者体重指数在正常范围内，但属于腹型或内脏肥胖。

“久坐族”“外卖一代”“压力型肥胖”，正成为当代人脂肪肝的“培养基”。在日常接诊中，南月敏教授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脂肪肝患者一位年轻的“老”患者令她印。象深刻，从大学时第一次就诊，张晨曦已经在南月敏教授这里随访了十余年。

“这个年轻小伙也不属于严重肥胖，只是有一定的腹围增大，化验检查后发现，他的肝纤维化已经达到了三级水平，最后诊断是重度脂肪肝合并显著进展性的肝纤维化。”除了营养比较好，高中和大学期间都不太运动之外，张晨曦没有特殊的用药史，家里也没有肝病史，“因此给他采取了保肝、减重的治疗”。

《代谢相关（非酒精性）脂肪性肝病防治指南（2024年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南》）指出，过去20年，我国成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（NAFLD）的汇总患病率为29.6%，男性的患病率（34.8%）显著高于女性（23.5%）。而随着肥胖和2型糖尿病的流行，全球NAFLD患病率和发病率不断升高，且与代谢综合征和T2DM互为因果。正是与代谢异常息息相关，2020年，国际脂肪肝专家组建议将NAFLD更名为MAFLD。

南月敏教授解释，“MAFLD涵盖范围比NAFLD更广，强调代谢功能障碍在发病中的关键作用，诊断需结合超重或肥胖、2型糖尿病、代谢紊乱等因素。MAFLD概念的提出，推动从代谢角度全面看待脂肪性肝病，利于疾病防治。”

共病危机，蛰伏的沉默杀手

“第一反应是天塌了”，三年前同时确诊2型糖尿病和重度脂肪肝时受到的心理冲击，姜涛仍记忆犹新。糖尿病在他的意料之中，但重度脂肪肝是出乎意料的重重一击。确诊一年前，姜涛已经“自诊”出糖尿病，“因为我爸也有糖尿病，用他的血糖仪测了一下，发现血糖高，就开始吃二甲双胍。”

但自行服药半年后，血糖无法得到有效控制，他才去了医院，“还是太不重视了，那时候也小，才20岁出头，总觉得身体还行。”姜涛无奈慨叹，当初急性胰腺炎的警钟并未引起他的重视，才会形成糖尿病和脂肪肝的恶性循环。

从南医生的诊室出来，张晨曦也意识到疾病的严重性，在大学期间坚持锻炼减轻了体重，肝功能经过长期治疗和减重也恢复了正常。“脂肪肝的肝损伤机制主要涉及肝细胞的脂肪变性和炎症反应，早期通过适当治疗是可逆的。”南月敏教授表示。

但没有想到的是，几年后，张晨曦再次出现在她的诊室门口。“工作以后，他就忽视了这个问题，进一步检查，不只纤维化进展到早期肝硬化的程度，血糖、尿酸都出现异常，在脂肪肝的基础上合并了相关代谢紊乱，有了糖尿病和高尿酸血症。”

当时30岁出头的张晨曦，没想到会因为自己的“忽视”和“放纵”发展出多重代谢紊乱，让自己陷入多种共病危机。“给他用药治疗好转后，过了一段时间来又异常了，一问就是依从性差，生活方式控制不好，药也是间断性吃。”南月敏教授无奈慨叹。

早治长治重回“大健康”

根据2019年的全球疾病负担研究，从2005年到2019年，仅仅用了15年时间，我国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患病率飙升68.3%。

面对脂肪肝的流行之困与复杂的共病危机，早干预、早治疗，从生活方式转变到保肝护肝行动，在当下变得尤为重要。“轻度脂肪肝，如果肝功能正常，通过生活方式干预就行了，但对于中重度脂肪肝患者，在生活方式干预的基础上，可能需要结合药物治疗。药物治疗在于纠正患者的代谢异常状态，并针对肝脏进行直接保护与修复。”南月敏教授再次指出早防早治的重要性，需要早期针对肝脏炎症损伤和纤维化风险进行干预。

治疗脂肪肝的目的，也从不只是脂肪肝本身。

当代谢功能障碍，出现血糖、血脂、血压增高，但还没有发生2型糖尿病、慢性肾脏疾病、心血管疾病等代谢共病时，多学科协作，及时防治合并症进展的价值开始显现。“所以脂肪性肝病一定要早诊，已出现转氨酶异常等脂肪性肝炎表现者，在控制生活方式的基础上，通过运用多烯磷脂酰胆碱等保肝药物控制炎症，可以减少肝纤维化和肝硬化的发生，也可减少肝外代谢疾病的发生。”南月敏教授相信，在医患的共同努力下，“你可以把它改变”。

经历了脂肪肝带来的身体疲劳和工作困扰后，邱林开始重视这个习以为常的家族病。“尽量不吃外卖，也很少熬夜了，”买了运动手表后，他每天要求自己走1万步，“如果白天没达到，晚上还是会想办法补上。”

从轻度变为中度后，王天航也意识到“必须在这件事出现我无法承受的代价之前，去预防和干预，看到它没有逆转，我会更加紧张”。出于某种病耻感，他开始默默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，除了刻意吃清淡一点，他也努力保持规律的训练运动。

这场代谢战争没有旁观者，一顿食物的选择，一次双脚的迈开，到对每一次体检的重视，每个人都是自己肝脏的“第一责任人”。随着社会对脂肪肝认知的提升和治疗方案的不断完善，未来我们可以期待现、更早干预脂肪肝，更多人能更早发，并通过科学的生活管理和治疗，让身体的“代谢失控”重回掌控。